【Aidan安森的長跑研究室：現代運動史系列 – 體能教育和國家建設 】

體能教育和國家建設

「體能教育和國家建設」 將作為「現代運動史系列」的首篇文章。在這個系列裡，我將分享自己研究所時期所接觸的體育歷史相關議題。

作為一名盡責的歷史學者，我一直很努力的在蒐集和自己興趣相符的史料，例如各方奇聞軼事、老電影、舊膠卷 、珍稀相片、報紙文獻等。最近，我就在網路上發掘了一部美國1960年高中體育課的宣傳影片（加州的La Sierra高中），此片清一色的「校園猛男」一下便勾起了我兒時上體育課的無數辛酸血淚，同時間，它也迫著我重新審視了自己的兩個學術興趣：體育史和奧林匹克運動會。

影片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yQth3QEXtA

 

追溯現代運動的起源

平日有鑽研運動史的讀者一定很清楚，普羅大眾認知裡的運動形式，以及國際賽事形體，皆源自於歐洲19世紀中後期，兩者都是挺出乎意料的近代產物。

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嶄新的休閒娛樂觀念也逐漸於歐美國家生根。在工業化的社會裡，人們因有了固定的工作時間和天數，才能更有規劃的去組織，或者參與各類休閒活動。這種現象在時間充裕，但社會地位不甚穩固的中上階級裡尤為顯著。對於汲汲營營的仕紳商賈而言，能夠提升人際關係，並同時強健體魄的體操和競技運動等可謂有著莫大的吸引力，是打發時間的理想休閒活動。

 

1879美式橄欖球的插畫_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競賽

 

備註1（商賈仕紳為何汲汲營營？）：工業革命後的英國成功脫離了出身定貴賤的社會體制。這是因為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新型工作型態和商業需求，恰巧生出了一群不靠家庭背景也能飛黃騰達的「土豪」中產階級。這些一夜致富，欠缺貴族文化底蘊的「新型」中產階級雖然上位成功，卻不被真正的上流社會所待見，因而時常自行慚愧，基於此，他們只能更用力的去彌補出身的不足。

體操和愛國主義

19世紀初，德國醫生 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賈恩 (Friedrich Ludwig Jahn) 因遲遲無法忘懷拿破崙對祖國的羞辱，所以突發其想，想藉由體操運動來鍛鍊同胞的身體和心靈，從而滋養他們對國家的信心。賈恩醫生沒料到的是，他一心為德國子弟打造的一系列「愛國」健身操，竟會風靡歐美，讓體操的國際地位有了飛躍性的成長。19世紀末，賈恩醫生的體操技術更被美國軍方採用，作為提高戰鬥技巧的必要訓練，其受歡迎程度不言而喻。

儘管體育（或體育作為一種文化產業）曾以各種形式存在於文明社會中，現代人最熟稔的，無非學校裡常見的體育課。 在民族主義盛行的年代，國家和人民間的界線也日益模糊。從賈恩醫師的案例便可得知，人們的「健康」和國家的「健康」在民族主義者的賣力薰陶下，終成為難以分割的命運共同體。

換言之，打從出生的那一刻起，你的身體不是你的身體，反倒成了構築「國家」這個宏大意識形態的血與肉。綜上所述，當代社會思想家和教育學家普遍認可體育為發展和增強國力的重要器具之一，而體育課則變為承載智識份子「雄心壯志」的報國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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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欖球、奧林匹克運動會，和英國的統一大業

說到體育課，我們不能不提及運動賽事。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創始人 皮耶·德·古柏坦（Pierre de Coubertin）除了對運動及體能教育相當癡迷以外，更是當代頗負盛名的教育學家和歷史學者。 生於1863年，古柏坦橫行於世界以英國為首的時代，那時的英國版圖橫跨太平洋，龐大的海外帝國堪稱史上之最。

 

皮耶德古柏坦

 

大英帝國當年的統治地位可以部分歸功於其教育體制，特別是他們的初等和中等教育。以橄欖球為例，英國當代教育學家推廣這項暴力接觸運動的初衷，就是為了培養新一代的世界統治者，以延續英國的世界霸主之位。其兇殘的遊戲方式，全為激發英國學子的「男子氣概」，立意直白而粗暴。

 

1900英國的運動器材廣告

 

備註2：橄欖球的發源地為 「橄欖球學院」(Rugby School)，「橄欖球學院」就是在提倡體能教育的學者的代領之下，將橄欖球這項運動發揚光大。

湯瑪士·休斯（Thomas Hughes）1857年的小說《湯姆·布朗的學生時期》（Tom Brown’s School Days) 中便記載了許多維多利亞時期的體育思潮。大致上來講，這本小說體現了當代教育圈「以體育建國」的教育導向。當代學者深信，受過體能教育的男學生能成為戰場上衝鋒陷陣的勇者鬥士。此外，虔誠的知識份子也主張體育有助於培養「符合傳統宗教美德」的性格堅毅之人。本書的主人公  湯姆·布朗（Tom Brown）就是透過體育和運動樹立了正確的價值觀、學會如何抵禦校園霸王，以及保護自己的朋友。

 

TomBrownsSchoolDays1875年版本的插圖GodefroyDurand

 

當一個國家開始推行「體育建國」，觀者可以做出兩種揣測。一是斷定掌權者有著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縝密心思，二是探究出該國盛極必衰、突走下坡的苗頭。大英帝國的狀況則屬於後者。

19世紀末，英國的海外版圖達到歷史新高，但殖民地的衝突也日益升溫，所以國內菁英絲毫不露喜色，反倒是為了國家的未來心急如焚。很快的，國內高漲的負面情緒也牽連了國民。其中，肩負保家衛國重任的男性公民一夕之間成了眾矢之的 – 許多人認為他們被安逸的生活「女性化」，繼而失去了抵禦外敵時必備的狼子血性，方才促成英國境內體育課的普及化。

 

1900英國的運動器材廣告2

 

備註3: 《湯姆·布朗的學生時期》的背景就設在知名的橄欖球學院，休斯本人也在當地受過教育。

1882年，皮耶·德·古柏坦 (Pierre de Coubertin）參訪了大名鼎鼎的橄欖球學院，並對校內的體育課進行了觀摩和研究，我認為當時的古柏坦極有可能認同「以體育建國」的教育觀。

和古柏坦相同，我對體育作為國家建設的重要一環倍感興趣。 但和古柏坦這個思想正面的樂天派不同，我是個熟讀「馬基雅維利」的悲觀現實主義者。所以當古柏坦認定運動及國際賽事能發揮古希臘奧運會的儀式性力量，成為促進世界和平的契機，我卻對這種「國家手牽手參賽」的看法抱持相當大的懷疑。

我認為民族主義與運動之間的羈絆不容小觑，尤其是當參賽運動員象徵著民族精神，這些附加因素只會讓運動場（尤其是在奧運這種不是名留青史，就是遺臭萬年的活動）成為輕易凝聚恨意、適合廝殺+相互抹黑的修羅場。而正如歷史所紀錄的，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第一場比賽，運動員和觀眾對彼此都表現出了強烈的敵意。

說到這裡，我想暫時保留我對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其他想法，以供日後更進一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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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日本以體育建國

用體育增強國力的思想在日本也很受歡迎。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經歷了快速的現代化進程，島內的政府官員紛紛被派往工業發達的西方國家，以了解其公共政策，基礎設施，軍事以及教育體制。

雖說日本明治政府很迅速的將西方教育體制（包括體育）吸收完全，並融合到自己的教育系統中，但其實到了19世紀末期，西方運動早在日本民間受到了廣泛的傳播，所以明治政府可以說是不費吹灰之力便得到了想要的結果。

19世紀中期，美國水手和商人常在像是橫濱的海港城鎮中運動，以至于棒球等運動在當地生根。 這些廣受喜愛的美國運動最終也進入了日本的公立學校，成為其體制中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美式運動儘管在日本保有相同的規則，但它們依然逃不掉被「在地化」的命運。

 

日治時期運動會1930s40s

 

長跑就是一個有趣的範例。 成立於1920年的箱根駅伝（Hakone ekiden）是美式運動被「日化」的典範。起初，箱根駅伝其實是日本馬拉松選手金栗四三（Shizo Kanakuri）為了培育能在奧運會上角逐金牌的日本長跑選手而創立的。 但時日一久，現在箱根駅伝已然變成日本當地的特色活動之一。

 

日治時期運動會1930s40s

 

備註4： 1912年，金栗四三因跑不完斯德哥爾摩奧運馬拉松而痛定思痛，決心創建箱根駅伝來為日本雪恥。

日本長距離接力賽的特點在於它們神聖、不可侵犯的團隊精神。團隊精神對許多日本運動員、教練和學者而言，是重要非常的民族文化價值。所以說箱根駅伝不僅僅是奧運馬拉松的練習賽，而且是一場具有日本民族特性的接力賽。

 

嘉農棒球隊

 

在下個月的文章中，我會延伸本月的主題，切身的探討自己在美國以及台灣的體育經歷。